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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徐大姐,你说的我都明白,自己的孩子我能不心疼吗,但是她不让我见孩子,我是不会付抚养费的。”调解室里传出来当事人略显激动的声音,这是一起涉未成年人抚养费案件,最终在调解员徐大姐的倾心劝慰下,女方同意男方每周见孩子一次,男方则当场支付拖欠的抚养费7000元,这是安丘法院坚持柔性司法、调判促和根本理念的一个缩影。今年来,安丘法院通过与市妇联共同搭建“暖心”调解室,已调解涉未成年人纠纷78件,调解成功率达47%,有力促进“情、理、法”互织交融,以暖心司法助力家庭舒心和睦。
诗妍公司另一代理律师苏诗雨介绍,最高法的判决书并没有特别提到大家关心的 “金银花”商标早在1994年被撤销的问题。但2022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第233号决定,撤销涉案商标的转让和续展。对此,碧丽公司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,该案正在审理中。“最高法院可能考虑避嫌涉第233号决定的行政诉讼案件‘未审先判’,遂此次对金银花商标的权利基础问题在判决书中处理比较谨慎,选择了适用《商标法》第59条第1款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,已经达到纠正此前错误判决的目的。”
随着国际经贸往来密切,商事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,往来多了,难免磕磕碰碰,更加高效化解争议在“效率至上”的商事活动中尤为重要。“商事调解以非对抗性、解纷快、成本低、当事人对调解程序和结果的可控性强等独特优势,日益成为商事纠纷的重要解决方式,并与诉讼、仲裁共同构成商事争议解决的‘三驾马车’。”中国贸促会商事法律服务中心主任、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执行副主席蔡晨风说。
随着时代的发展,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法律监督,是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,也是新时代检察改革和战略转型的重点任务。2023年以来,长洲区检察院依托“府检联动”工作机制,积极探索构建“业务主导、数据整合、技术支撑、重在应用”数字检察工作模式,并结合实际办案情况开发完成该院首个数字模型——污水处理企业运行法律监督模型。该数字模型根据生态环境执法部门提供的数据与其他数据进行碰撞,从而精准筛查出存在不合规处理污水行为的企业,对扩展违法犯罪线索渠道以及加强生态环境治理都具有重要作用,也体现了检察机关与行政部门协作配合的优势所在。